日本最高法院的少数意见制

少数意见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采行的一项裁判制度,日本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将少数意见制移入其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母体之中.日本法院法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上表示自己的意见.关于最高法院少数意见表示制度,日本法律界曾经意见分歧很大,但经过近六十年运行,其长处充分显现,已获得定型化.少数意见制与整个司法制度是相符合的,将少数意见制引入我国将促进宪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深化司法改革.考虑到目前在全国普遍实施的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各级法院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开始实行.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原则,庭审的对抗性由此得以增强,证据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这就要求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但我国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的法律规定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效用的发挥,也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因此应通过加快程序保障措施的法律化,构建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设立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提出命令制度及庭外证人证言收集制度等措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欧洲法院预审裁决制度初探

预审裁决制度是<欧洲共同体条约>当中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规定之一.在特定的案件中,成员国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前,必须将某些欧共体法律问题交给欧洲法院作出预审裁决.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欧洲法院对欧共体法律拥有做出最明确解释的司法权,以保证欧共体法律解释的统一,同时消除成员国法院之间对欧共体法律在理解上的分歧.     

调解的重构(下)——以法院调解的改革为重点

调解作为中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甚至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 ,在现代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采取一种综合各种功能的多元价值论 ,主张客观地认识调解的各种功能和价值。同时 ,力图通过对于以法院调解改革为重点获取的实证资料的分析 ,提出一种有关我国调解的功能和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或理论框架 ,实现一种对于调解的重构 ,以使其获得现代转型和重生。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流动分析

大法官流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法院体制的官僚化、法官的公务员化。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这破坏了上诉审与初审司法知识的分工,以及司法与其他部门知识的分工,不利于司法知识传统的形成;同时也强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以及法院与其他部门的同质化。     

MEDIATING JUDICIAL POLICY

Despite the widespread use of mediation to resolve public policy disputes, there is little written on the mediation of judicial rule disputes. A successful mediation of a dispute over proposed court rules to govern mediation of certain family law cases involving domestic violence concerns is reviewed.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e mediation provided (a) a confidential venue for disputing judges to respectfully disagree with one another, (b) an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 an opportunity to reduce conflict among judicial colleagues. (d) a format for dialogue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and (e) greater degree of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the outcome of the disput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encourage the effective use of judicial policy mediation are offered.     

在历史、模式与理念之间——通过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

伴随司法之社会控制功能的增长以及合宪性控制机制的深度发展,在很多国家,“最高法院违宪审查”作为一术语在法律制度的概念范畴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宪法法院违宪审查”也作为一项专门宪政制度在诸多国家得到了良好践行。本文以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为主线,从历史、制度与理念层面比较探讨这一问题,并分析我国的违宪审查问题,以求为建构我国合宪性控制机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维空间。     

第三人同意的无证搜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伦道夫案评析

美国的刑事诉讼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平等对抗,法院居中裁断"的精神.犯罪嫌疑人与他人分事住宅的事实意味着该特定空间内的所有权益均可由任意一方处分;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有罪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的风险.犯罪嫌疑人的反对不具有实质意义,共同权利人的同意足以满足宪法的标准;与他人共享住宅的事实限定了犯罪嫌疑人主张个人隐私的实际范围.     

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探析

收养必须符合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并同时履行收养法定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这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收养制度存在冲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收养的国家监督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趋势不相吻合。立法上有必要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取消收养登记机关宣告收养无效的权力。     

最高法院出版物:功能解读与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和技术手段,最高法院的出版物通过承担一定的功能(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对于最高法院审判职能以及其他延伸职能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反馈的信息来看,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积极效果较为明显。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生成及其规模化运作,同中国特定的政治控制模式、法院管理体制和法院制度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最高法院出版物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独立原则存在矛盾和冲突。虽然如此,最高法院出版物仍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